產能和產量一直堅持“嚴重過?！钡目傮w判斷，采取了以經濟、行政手段為主的綜合治理措施，其效果從總體上看不太理想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有以下幾點：

　　一是國民經濟高速增長帶動鋼鐵產能增長慣性所致。進入21世紀以來，我國鋼產量由2000年的12850萬噸提高到2012年的71654萬噸，累計增長4.58倍，年均增長15.4%;同期粗鋼表觀消費量由13886萬噸提高到67270萬噸，累計增長3.84倍，年均增長14.1%。高速增長的慣性遇上因國民經濟結構調整帶來的需求增長急劇減速，精密鋼管勢必導致階段性供求失衡。

　　二是總規模龐大和產業高度分散，企業個別決策容易忽略總體產能過剩的風險。我國有鋼鐵冶煉能力的企業有500家左右，其中鋼產量最多的河北鋼鐵集團占全國鋼產量的比例只有6%，而且多數大型企業集團內部尚未實現業務分工和重組，子公司之間存在同業競爭關系。在這種市場結構下，企業容易產生“總產能雖然過剩，但不多我這一點兒”的想法;在市場供求矛盾加劇時，容易陷入誰也不肯率先減產的“囚徒困境”。

　　三是保守的消費預測和政府過度干預。中央政府主管部門核準投資項目的主要依據之一，是根據已有產能和未來需求判斷是否存在產能過剩。但近十幾年來，投資主管部門的預測從來都是保守的。在此情況下，投資主管部門認為“產能已經過剩，不能再上鋼鐵項目了”，結果管住了“守規矩”的國有大型企業和先進項目投資，卻對因陋就簡建設的小鋼鐵疏于管理，造成產能盲目擴張，落后產能大量涌現。 此外，在投資方向指引上，過去一直把“裝備大型化”作為產業升級的重要標志，引導企業把高爐、轉爐越建越大，同時盲目與發達國家比“板管比”。